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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“余”之争与《随想录》
2006-11-0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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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大动乱的年代,往往是跪下说“我忏悔”的人多,站起来说“我抗议”的人少;而到了动乱结束的时候,则变成了站起来说“我抗议”的人多,跪下说“我忏悔”的人竟寥寥无几。
——卢梭
卢梭的忏悔真够深刻,越是深刻就越是看得清人类的共性,欧洲人如此,中国人就更加如此;并且不仅普通百姓如此,号称学者散文师爷的余秋雨都没能例外。看看《借我一生》,虽然一派学者风范,温文儒雅,实际上每个明眼的读者都知道,那些看似平淡的文字里面浸泡着多少控诉,其气势并不亚于泼妇骂街。正在余秋雨当红的关头,余杰一篇《余秋雨你为什么不忏悔》将大学者在文革中的苟且揭发得鲜血淋漓,从而真正激发了温文儒雅的大学者骂街的潜能,二“余”以文化人的方式大打出手,中国文化界从此又多了一则不怎么光彩的趣闻。一个歇斯底里的抗议者,一个横空出世的捣蛋鬼,倘若人人如此,中国也就算是完了。幸好还有巴金,有这位八十二岁高龄的帕金森综合症患者,用他颤抖的手为他的妻子萧珊,为胡风,为老舍,为许许多多的没能盼来文革结束的人们写下最动情的悼词,也写下拷问自己的檄文,问什么他们走了,我却还苟且活在这世界?悼念,拷问,反思,总计一百五十篇。即便如此,还有些人在呼吁忘记文革的伤痛,还有人在《随想录》出版的时候故意略去了《“文革博物馆”》一篇,历史自有公允,不管是忘记,抹杀,抗议还是胡闹,都只能由后人来评说。但愿文革里受冤受难的亡灵们能保佑中国不再会有左的浩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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